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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丨姜波：东北人的国企情结为什么如此浓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我没有勇气走进大门采访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
（70、71）
作者：姜波
这是一家钢铁行业的大型国企，拥有一支标准教科书意义上的产业大军。
然而，是什么样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仇恨，是什么样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着愤怒的人群将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活活打死？！
8年了，我来采访什么呢？
追究事件的真相？了解职工当家作主的喜悦？询问首钢入主后的业绩？这还有什么意义吗？
2017年6月22日，在通化市二道江区，G201国道旁，不宽的浑江水面平静。“首钢通钢公司”的牌子是那么的小气，经过风雨粉尘的侵蚀，已经有些疲惫了。
我知道，这只是通钢的一个进出货物的大门。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在东胜路。
我本来通过一个熟人，约定了去那里听听情况（此次不是专程，只是路过通化。但“通钢事件”的影子，几年里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故想顺便探访一下）。但是，走到这里时，我踌躇不前了。
我点了一支烟，顶着烈日，呆坐在大门对面的矮墙上。
看着不时进出大门的载重车辆，看着厂区里没有苫布遮盖的煤堆，看着不时升腾的白色黑色气团，听着机器不时发出的轰鸣声，我木然地想象：8年前的2009年7月24日，是什么样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仇恨，是什么样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着愤怒的人群将民营企业建龙集团派驻的总经理陈国军活活打死？
这场震惊中外惨剧的原因起自于企业股权的变更。尽管是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但不过就是一次司空见惯的企业并购。可是，在通化，这就不行！
通钢是通化市最大的企业。
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吉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总部却位于长春。尽管号称具备年产钢700万吨的生产能力，但其产量一直在四五百万吨徘徊，经营情况日趋恶化。
2005年，集资源、钢铁、造船、机电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参股通钢，陈国君担任董事及副总裁，并且主政通钢的日常经营管理，真刀真枪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钢的业绩开始起色。
不过，经过3年多的磨合与摩擦，建龙方面深感二股东不能真正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受限，提出了增资扩股全面掌控通钢的要求。在双方谈判破裂后，建龙撤资退出了通钢。
那是一个通钢人难以忘怀的严酷寒冬：七座高炉全部停产，普通工人每月只能领取300元生活费。
2009年7月，吉林省有关方面又请回了建龙集团。这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吉林省先后接触过上海宝钢、辽宁鞍钢等大型钢铁国企，但人家根本不感兴趣。这使领导们意识到通钢是块“烫手的山芋”，只好回过头与建龙谈判控股。
在吉林省政府批准的方案中，省国资委所持股份减至34％；建龙集团持65％的股份取得了完全的控股权。7月22日，通钢重组方案通过时，时任董事长（省政府与建龙集团希望留任）拒绝签字，并率三位副总辞职而去；陈国君被任命为通钢集团总经理。
在长春签约的消息传到通化后，愤懑的气氛在部分职工中酝酿发酵，一些人开始串联鼓动。
尽管建龙集团在重组《承诺书》中保证：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永久不变；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增加员工收入，并逐年提高内退职工待遇。但是，部分职工就是不能容忍建龙卷土重来，对通钢进行二次“蹂躏”。
也许他们不能释怀的是，在建龙入主的2005年前后，通钢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向社会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34个机构压为18个，35000名员工分流近一半。民营资本入主更是彻底稀释了员工的“国企情怀”。
也许他们不能释怀的是，此前员工们的水、电、煤气、暖气都由厂里供应，但2005年建龙来了后，这些都不存在了。几十年里一直以厂为家的员工们（包括家属子女），不愿接受民企的薪酬制度和管理体制，尽管他们也承认其高效。
也许他们不能释怀的是，2005年后，陈国君严格企业管理，开始清理“围钢经济”。因为多年来围绕通钢，上下游形成了一条黑色利益链，原料、加工、运输、贸易、倒卖废铁等环节，加之内部人利益和裙带关系，不少人赚得盆满钵满。建龙的严格管理彻底断了一些“寄生虫”的财路。
7月24日早上8时35分，通钢在公司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建龙与通钢重组及干部任命等事宜。
与此同时，一些员工开始聚集，并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门前拉起了一道横幅：“建龙滚出通钢”。人员越聚越多，很快达到上万人；他们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造成7座高炉休风暂时停产。
当天下午，受公司委派与员工对话、要求复工的总经理陈国君成了人们发泄愤怒与仇恨的对象，对其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据现场目击者称：“大家撕扯着，把他往楼下弄，大家你一拳我一脚的，陈国君被打得口鼻流血、胳膊折了、头都大了。”
受了重伤得不到救治的陈国君几个小时就躺在地上，人们竟排队过来“瞻仰”。还有人向陈国君吐口水，“你一天赚的比我一年挣的还多。”
聚集的人们以人墙的形式，退休的老人们站在最前列，把警察堵在大门外，不准医护人员进入进行救治，并向劝说人员投掷砖头瓦块。吉林省一位副省长坐镇指挥武警公安，但在几个小时里竟未能突进厂区救出陈国君。
为了平息事态，建龙集团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永远退出通钢，并且以后只与国有企业合作重组。
得到政府的承诺后，聚集的人们逐渐散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晚上9点，有关方面强行将陈国军抢救出来。
此时，山城通化鞭炮齐鸣。休风的高炉迅速恢复了生产。
但当日夜里，陈国军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最惨烈的事件！真让人悲愤无语、仰天长叹！
就因为国有企业被兼并，民营企业委派的总经理竟活活被打死！
陈国君的妻子桂贺芬说：“陈国君在吉林建龙4年、通钢3年。7年里没在家里过过一个春节，全是跟工人一起过的，但最终却被工人打死了。”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1年！
中国正式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17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已经12年！
国家根本大法明确“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10年！
通钢发生的流血暴力悲剧震惊了全国人民，各种舆论铺天盖地。
将一位恪尽职守的职业经理人活活打死，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段，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难以容忍的罪恶。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一些人却奔走四方，弹冠相庆！
一位学者在乌有之乡上欢呼：“中国工人阶级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
“现在好了。中国的工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这就是‘724’！7月24日，这是中国工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捍卫国有财产、捍卫社会主义的日子。它理应成为中国自己的‘工人节’。
“中国工人的这场抗争，其意义丝毫不亚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带领着全世界的工人争取到了每日8小时的标准工作日。而通钢工人的抗争，必将为中国的工人争得在企业治理重大问题上的真正发言权，为制止中国的掠夺式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工人研究网在香港出版了《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一书，其序言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国有情结’而欢呼”。
而且，一批离退休干部及学者141人，以《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为题，上书中央领导。
阶级利益、国有财产、国有情结、国有经济……难道邓小平南巡的谆谆教导都成了耳旁风？
充分地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却毫无底线地攻击改革开放。这是一群机会主义者！
我突然想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1992年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讲话中半开玩笑的提议：设一个“左的特区”：把那些整天高喊口号、主张一大二公、看不惯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都集中到那里；没有电视，没有冰箱，买衣服要布票，去餐馆要粮票，青黄不接时整天喝粥；一大早就起床，先请示汇报再下地，晚上要搞大批判，离开驻地要请示……
人们总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势不可逆转，其实未必。有段时间，“新计划经济”、“民营经济离场论”的怪调就不时泛起。
尽管“通钢事件”以国企员工们的“胜利”而平息，但这个企业已经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啦。
吉林省政府经过多方接触，以优厚条件打动首钢集团兼并。实际上，选择首钢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业界，首钢的地位也好，经营也好，业绩也好，都谈不上出色；但是钢铁业的“三皇五帝”对重组通钢根本没有兴趣。（“三皇”是宝钢、武钢、鞍钢这三家央企；“五帝”是湖南华菱、河北钢铁、山东钢铁、马钢、沙钢。后来，“三皇”中宝钢与武钢合并、宝钢兼并马钢，而建龙则杀入“帝”的阵营。）
一年后的2010年7月，首钢集团控股通钢77.59％的重组协议签署。通钢的普通工人、管理层、中层干部、工会和监事等四五十名代表见证了签约仪式，满足了员工们必须由国企重组控股的要求。
国企呀，必须是国企！
我坐在江边的矮墙上看着通钢的这个大门，足足有半小时。
我问我自己：你要了解什么呢？你要采访什么呢？
了解“通钢事件”的真相？这可能吗？
“7·24”半年后，通化市中级法院进行了刑事判决。上万人聚集、将总经理活活打死的极度恶性暴力事件，最后竟只追究了一个老职工的刑事责任。对此，社会舆论纷纷指责是“草草收场”、“模糊真相”。
8年过去了，已经物是人非。我没有那能力。再说，我也不忍心去触动人们已经结痂的伤疤。
了解通钢员工们赶走了民营资本，在国有企业的传统体制内当家作主的喜悦？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传统的大锅饭经营体制必须打破，那种一辈子躺在国企身上的依赖情结必须清除，那些寄生在国企身上的毒瘤必须切除。只要是尊重市场规律的企业，不管是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势必严格规范细致地管理。在我的采访经历中，看到有的国企管理甚至比一些民企还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通钢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孤岛”！
“7·24”不可能是通钢员工的“节日”，而只能是不堪回首的梦魇。
了解首钢集团入主后经营情况？
行前我简单做了一下功课。
首钢接手后，通钢的经营并没有太大的起色。虽然在2011年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但是此后则每况愈下，公司再没有实现盈利，5年里持续亏损。
2016年，通钢不得不压减产能。拆除一座电炉，压减炼钢产能60万吨；关停一座高炉，压减炼铁产能80万吨。钢产量由520万吨压减到460万吨，而那年产千万吨钢的计划只能是缥缈的梦境啦。
【2017年9月，就是那个被通钢赶走的建龙集团，兼并了设计能力220万吨、历史上最高产量只达到70万吨、负债率300%的北满特钢。几年里，建龙集团累计投入30多亿元推进改造升级。现在北满特钢年产量过百万吨，年销售额过百亿元。
2018年建龙集团又重整原西林钢铁、阿城钢铁，2020年重整哈轴集团，投资200多亿元用于重组和技术改造。
不仅在黑龙江，建龙集团在辽宁投资的抚顺新钢铁项目效益稳步增长。
在已有吉林建龙、吉林恒联2家钢铁子公司的基础上，2022年4月，在省委书记、省长的见证下，这个建龙集团大手笔投资100亿元，在吉林市建设钢化新材料产业园。
不知听到看到这一切，通钢的人们会怎么想？
这是后话。】
驱车在东胜路转了一圈便离去了。
因为我没有勇气走进大门去采访……
为什么如此浓烈？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72）
在“通钢事件”中，聚众的员工们的一个诉求是：民营资本建龙滚蛋，必须由国企重组。
国企！国企！必须是国企！
这使我联想到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正均的无奈：我们新合资的厂区生产要招收2300人，目前老企业过去的不到100人，还有300多个岗位空着。我与员工对话了几十次，他们认为是把国有企业卖给资本家了。你安排工作，他却不干。一次我们班子正在开会，有个工人突然闯进来了，还振振有词：“我为什么不能来？这是国企！这里是我的家！”还有，一个28岁的工人要求买断到他到60岁的工龄！
这不是改革开放初期，是2015年的时段！
这使我联想到：大连化工厂曾被称为“共和国化工摇篮”。其纯碱产量曾占全国一半以上，出了几任化工部部长和大连市市长。近年却一蹶不振，资产负债率超过100%，员工从3万多人减至4000人，还是入不敷出。为了增加收入，公司安排一些员工去停车场当收费员。但有的人宁肯待岗一个月只拿几百元，也不去那里上班，“咱是大国企职工，丢不起那个人。”
这是2017年时段。
这些究竟是为什么呢？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在东北，一些人们对国企的依附观念还是如此强烈！
有广东的老板在聊天中很纳闷地问我：“东北的工人下岗了，干嘛不自己找工作，要么耗在企业不走，要么围坐在政府大院？有那时间，能挣多少钱呀？！”
东北人的强烈的“国企情节”是有原因的。
在东北，“国企情结”之所以如此浓烈，是因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最好抓手，而东北曾是计划经济最坚固的堡垒。
东北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先行者。东北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实施计划经济最得利，贯彻计划经济最坚决。进入时，雷厉风行；退出时，恋恋不舍。
中国计划经济起于何时？一般人认为，随着三年经济恢复，1952年国家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宣布：“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这标志着计划经济的正式开端。
其实，真正全面的计划经济则是经过公私合营之后，因为计划经济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195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但是，如果你以为东北地区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全盘计划经济的，那你就错了。
早在1948年7月，著名的辽沈战役尚在进行，中共东北局就成立了东北工业部，开始陆续将一些工矿企业和森林矿产等收归国营。待东北全境解放（全国还没有解放）时，东北局就率先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并制定了1949年国营工业计划大纲以及生产计划、修建计划、经理计划。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计划模式很快推广到全中国，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时，特地邀请东北工业部到北京介绍经验。（后来，中国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向苏联请教时，苏联领导人看了中国精心制定的计划草案后，竟认为“这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看来。“老大哥”的计划经济更为坚决、更为彻底。）
东北，是不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先行者？
但是，如果你认为东北地区是建国前后开始全盘计划经济的，那你又错了。
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占领当局就开始了彻底的统制经济政策。他们垄断金融，控制货币发行；垄断铁路，控制交通运输；垄断矿产，控制基础产业。日伪当局把企业分成三类：一是必须“国营”、“公营”或由特殊公司经营的22个行业，如银行、铁路等；二是需要“政府”批准的24个行业，如汽车运输、纺织业等半统制业态；三是可以自由经营的19个行业，如农牧业、面粉加工业等。日伪当局还先后两次启动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日伪当局还实行物资“配给制”。从1940年起，一些重要的工农业产品都被列入“配给品”，包括石油、盐、火柴、钢铁、酒精、煤、水泥、木材、粮食、毛皮皮革、柞蚕、大豆等。1941年7月25日，日伪当局又发布了物价冻结令。
所以，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东北地区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计划经济，比中国其他地方起码要早是20年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完全可以与祖师爷苏联媲美了。其深度与广度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要全面顺利实施计划经济，必须以国有企业为基盘，尤其需要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在东北，“国企情结”之所以如此浓烈，是因为这里的大型国有企业众多，而且曾经是辉煌无比。
历史上，“东北王”张作霖张学良的兴业建厂、日本人十几年苦心经营，加之建国后国家的持续大规模投入（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1/3多落户东北，哈尔滨三大动力就占了6项），东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
沈阳铁西一望无际的烟囱厂房、大连湾一字排开的十几家万人大厂、哈尔滨的三大动力路、长春的汽车城……那些国营大厂，曾是“共和国长子”，简直就是人们心中的“圣地”。
那些大型国有企业，无一不是响当当的行业排头兵。鞍钢、大庆、一汽、大船、大化、吉化、沈飞、三大动力、东北制药、沈阳一机床、抚顺露天矿……，数都数不完。
“大庆精神”、“鞍钢宪法”……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东北经济领先全国一个身位。
东北人与“厂子”难舍难离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73）
那时的产业工人多荣耀呀，是时代的宠儿，是国家的功臣。
在百米矿井下，在钻井平台上，在火花四溅的炼钢炉前，在飞速转动的机床旁，他们工作，他们劳作，他们奋斗，他们拼搏，把一车车煤、一吨吨钢、一桶桶油、一台台机器等源源不断地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那是东北人忘我工作、衣食无忧的火红年代呀。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全国不少地方勉强吃饱穿暖相比，城市化率最高、铁路网公路网最密集的东北，简直就是小康生活！哪怕是最严峻的三年困难时期，听说东北有饿死人的吗？基本没有。尽管文革十年间，身穿企业工作服的东北人大包小包地从关内往回背猪肉饼干服装鞋帽等，但手里有钱、底气足呀。出差到全国各地，往往豪横甩出一句，“俺是东北那旮旯的……”
人们工作生活在国企之中。这些大型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
除了各个生产车间之外，这些企业还有自己的幼儿园、医院、商店、俱乐部、技校、公安局、报纸、电视台，等等。工厂负责制造一切，工厂负责一切人的衣食住行。
在这样的体制里，工厂就是钢铁巨兽。每一个东北人都是工厂的螺丝钉，人们相信自己这一生都会与工厂同呼吸共命运。就像汪峰在歌里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
这些企业是计划经济的“宠儿”。那时能进这样的大国企，是无上荣光的事情。而且，这些国企都曾富得流油（当时条件下的相对比较而言），是无垠沙漠中的绿洲，是茫茫戈壁上的城堡，是芸芸人海里的王冠。一位东北作家曾经写道：“我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说她们小时候从来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她说他们那个厂里有一种水龙头，每天到了下午的一个时候，里面就会哗啦啦流出来橘子汽水，全厂的人都可以拿着桶去接。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的场景。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那样时光，那些日子，那种自豪，长存在东北一代产业工人的记忆里。
在东北，“国企情结”之所以如此浓烈，是因为不仅是员工依附企业，而且往往一个城市依附一个企业。
有人批评东北人的“依附观念”太强太顽固，可是， 在特定的环境下。谁有办法不“依附”呢？
谁听说过一个制造业企业占地面积超过300平方公里？北方华安工业集团公司占地面积达304平方公里，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有设备6000台（套），6500多职工，2015年时职工人均月工资却只有1500元。围绕着这个企业形成的一个小镇，离附近最大的城市齐齐哈尔还有几百公里。职工不依附企业，又能怎么办？除非“孔雀东南飞”。
据说众多参与通钢事件的员工是因为惧怕建龙集团控股后可能“砸饭碗”。尽管建龙已经承诺现有岗位不变、薪金不变，但人们并不相信，因为他们不是国企。人们只相信国企。在通化市民中，要找出与通钢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人，还真不容易。
一般情形下是社会办企业，但在东北很多地方是企业办社会，常常是先有企业后有城市。
先是一个大型工厂在空旷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一系列的城市配套设施才会顺势出现。夸张一点儿可以说，城市是工厂的宿舍。
东北的许多城市是规划出来的，是建设出来的，唯独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些工厂全部都是大型国企，在这里上班的工人都认为自己是共和国的准公务员。这个企业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比如比如说大庆、比如说本溪、比如说双鸭山，比如说富拉尔基，等等。
在这些城市里，企业把职工全包了。从进厂到退休，一定意义上是从出生到坟墓，全靠企业了。职工这一辈子、甚至他的子女，全家都托付给这个企业啦，也就是托付给政府啦。现在要买断工龄？要自己闯市场？拉倒吧！除了厂子，这里还有多大市场？反正你厂子不能不管我，你政府不能不管我。
这种情形使人形成一种“组织性依附”。不能没有这个企业，甚至把自己的命运都寄托于这个企业，在这里完成一个生老病死的完整闭环。
人们生活在这种安逸却又相对封闭的格局里，不希望更不允许有什么重大变革，除非待遇越来越好。前些年，大庆只是对职工子弟就业准备实行招考改革，只是轻轻地不经意地碰撞了大庆职工的一点点特权，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些城市里，国企的员工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其生活圈子的简单程度跟农民也差不多，他们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得特别狭窄。依附的国企如果垮了，他们的社会网络也就破碎了。“领导阶级”的形象被稀释了，东北人的形象也被颠覆了。
所以，三年脱困期间，众多国企职工大面积下岗，对东北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是革命！革了工人们的命！它几乎摧毁了将下岗职工的一切，岗位、收入、生计、公共服务、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甚至价值信仰！
在那些社会断裂的城市，在那些锈锁机床的厂房，在那些渐渐冷寂的矿区，东北人亲历了一个时代的地覆天翻，命运也为之转向。电影《钢的琴》就催人泪下地展现了这一“苦难的历程”。
当年的“老大哥”，如今沦为社会底层。子承父业已成为往事，勉强保住的饭碗也朝不保夕。而且，在“一柱擎天”式的国企里，下岗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几口、一家几代。
国家真应该感谢那些坚韧容忍的下岗工人群体。这个“最革命”的阶级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他们吞下眼泪从头开始，使东北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在这个意义上，不要一味指责通钢员工的国企情结。